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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甚至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不在。”我的老板说。我知道他是在安抚我的忧虑——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我要开始休产假，这会给他人带来不便。但在某些方面，第二次决定休假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刚开始在工作中担任领导角色，不想让同事和合作者失望。我担心如果请假一切都会崩溃，他们会意识到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信任坐在“驾驶座”上。现在，我有了相反的担心：“如果他们都没发现我走了，他们会意识到没有我一切都好吗？”

   四年前，当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和妻子住在日本。在那里，陪产假是一个有点不寻常的要求。从专业人士和一个家庭的角度，我们就怎样是最适合我们的方式进行了长谈。妻子是一所大学的项目经理，她有两个月的产假；我的合同里并没有陪产假。但我知道，如果没有抽出时间陪儿子，我会后悔。此外，同事们也不会因为我在完成论文、准备答辩或提交拨款申请方面的任何延误而受到影响。这个决定很明确：我和妻子都要先请假，然后再回去工作，把儿子送到托儿所。

   我很幸运有一个支持我的老板，他帮我调整了合同。9个月的时间里，在回到全职工作之前，我每周工作两天。在家里，生活围绕着孩子，充满欢乐和疲惫。工作为成年人的互动提供了空间，当然也有助于我的心理健康。我也很快在工作时间管理方面变得更加现实和务实——这项技能似乎一年比一年重要。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既是父母又是学者，周旋于尿布和日托中心之间，并在瑞典获得了博士后职位。我的新导师把我从舒适区拉了出来，并鼓励我走上领导岗位，包括与分散在6个时区的11位同事共同领导一个项目，以及与8个不同国家的8位同事共同领导另一个项目。

   所以，当我和妻子在2019年期待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时，我们对休假的考虑完全不同。瑞典为初为父母的人提供慷慨的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事情变得更容易——但与此同时，我现在负责的合作涉及到一些我不想让他们失望的人。在内心深处我有一种感觉，我要失去大好机会了。我30多岁才进入学术界，在经验方面比同龄人落后了10年。我能从工作中抽出更多时间吗？

   在与妻子和同事讨论之后，我意识到，尽管我热爱科学，但家庭是第一位的。妻子很乐意休假一年，于是我在一年半里休了8个月假。

   我发现自己对休假的担忧大多是没有根据的。合作者们立即采取行动，保持项目按部就班进行或完成，从来没有人因为我请假而责怪我。我错过了几次融资电话，还有几篇我想应该参与的论文，但我已经忘记了细节。我没有任何遗憾——如果我因此比同龄人落后了一步，那就这样吧。

   对我来说，接受事业次于家庭这一事实会让我更容易做出决定。当我向同事们阐明这一点时，他们都理解并接受了我的优先考虑。有时学术界被描述为一个竞争激烈的领域，人们为了成功而走向极端。但是同事和合作者的支持和慷慨告诉我，它也可以是一个亲切友好的空间，这是值得培养和珍惜的东西。■

Robert Blasiak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请将您的职场生涯故事发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72.6545.1006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1年5月28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72.6545.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