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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读博士的前两年，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的首席导师总是在我身边，他会及时回复我的电子邮件，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与我会面。但当他休假离开这个国家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我的邮件很少被回复，我们预定的会议经常被取消。我尽我所能推动自己的研究，但我觉得自己在挣扎。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沮丧和不确定，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想从事研究工作。然而，在沉溺于自怨自艾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自己解决问题，寻求我所需要的支持。

   偶然间，我开始建立了一个更广泛的导师网络。我向合作者、委员会成员、老师和朋友寻求关于自己研究和职业发展的建议。打电话给那些我不太了解或以前从未谈论过这些话题的人是件很伤脑筋的事。我并不总是收到回复，收到的回复也不总是有帮助。但有几个有耐心的人听了我的话，给出了明智的建议，并把我和其他有共同兴趣的人联系起来。其他人慷慨地花时间帮助我开发业余项目和新颖的假设，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提供建议。这些关系和经历振奋了我的精神，开阔了我的视野，并重新点燃了我对研究的兴趣。

   离开几个月后，我的首席导师又出现了。我很高兴能再次得到他的见解，但我担心他可能不赞成我所寻求的额外指导。然而，他非但没有因为我“欺骗”他而生气，反而很高兴。他认识到，新的视角增加了我们工作的价值和背景，他鼓励我继续下去。

   从那时起，我就刻意追求这种团队导师模式。我的导师们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专业知识，他们不一定要一起工作，甚至会面。尽管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我的团队，他们支持我成长为一名公共卫生研究人员。例如，一位导师鼓励我参加一个关于政策相关研究的计算方法的研讨会，当时这在我的舒适区之外。我对如何设计研究以获得最大的现实影响有了更好的理解，这也是我后来的研究方向。总的来说，导师团队的支持让我在追求自己的想法时变得更加自信，最终让我对自己的博士工作感到深深的满足。当开始读博士后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明确把团队科学放在首位的研究小组。

   与几位导师而不是一位建立并维持关系需要时间，也增加了我生活的复杂性。例如，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多位导师协商合理的里程碑需要提前付出更多的努力，我提出的一些实验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设计，因为我吸收了不同学科专家的建议。然而，这些前期成本得到了回报。我的研究在科学上更有影响力，对我个人来说也更有意义。此外，我学会了跨学科交流，让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达成共识——这些技能是我在公共卫生领域工作的核心。

   我认识的许多学生都把他们的导师说成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是成功和失败的仲裁者。这未必是件坏事，但它会给导师和学生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导致挫折和权力斗争。正如我亲身体会到的，总是期待从一个人那里得到即时反馈、详尽的答案、以及快速而富有成效的会议是不现实的，毕竟，他也是人，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需要培养。在我的指导团队中，我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了不同的东西，并将他们的观点融入到我的工作中，丰富了我的研究和生活。■

Kevin F. Boehnke是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他感谢许多良师益友。您有有趣的职场生涯故事吗？请发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59.6374.486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18年1月26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59.6374.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