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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术不端相关新闻不少，引发社会对科研诚信状况的热议。由于问题非常复杂，加之目标、视角和立场不同，导致意见纷纭、相互冲突。

   争论之一是：科研诚信建设工作，是否需要外部社会控制的介入？

   支持者认为，目前学术不端行为非常严重，仅靠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我控制机制，已难以奏效。反对者认为，处理学术不端涉及专业问题，外行对此很难窥得堂奥，因此最好是“学术的事情学界了，专业的事情专家干”。

   实际上，类似争论早在19世纪便已出现，进入20世纪更是论争迭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规划科学成为当代科技发展最重要的趋势，传统的科学自由观念面临全新的社会形势。国家对科技事业的支持，是当代科技突飞猛进最重要的动力。

   显然，国家支持同时意味着国家干预：无论是有效组织大规模科学活动，还是有计划地协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乃至防范科技风险和处理科研越轨事件，国家干预科技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日益被社会所广泛接受。

   在实际科研活动中，学术自由与社会干涉总是平衡在某个“点”上，同时对学术共同体施加内外两方面的影响。

   换言之，学界的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最好是相互协同、相互支持，共同促进中国科技高效而健康的发展。因此，当前的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在强调适度外部介入的同时，不应忽视学术共同体的自律自查自治。

   首先，学术不端已经失控的结论要慎下。中国科研规模急速扩大是相关新闻增多的重要原因。粗略地说，中国科技从落后到逐渐领先，完成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根本性转变，主要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当投入资金、从业人数、科技机构、学术活动和国际合作增加，成果随之增加，问题也必然增加。不过，并没有数据表明中国学术不端与从业人员的比率高于其他国家。

   在中国科技逐渐崛起的背景下，科研管理体制不能百分百跟上急速变化，要进行一些调整，属于正常的情况。无论是学界内部控制，还是社会外部控制，都有诸多细节机制要不断地及时完善。

   最近的社会热议，很多关注的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控制的问题。学术自由意味着学术自治，不等于放任自流。学术共同体想要自治，首先就要搞好自律自查。社会给学术活动一定的自主权，是因为科研的专业性决定了适度学术自由能更有效地促进科学发展。

   但是，如果不能搞好自律自查自治，国家和公众怎么“放心”给学界更大的自治权呢？

   现代自然科学诞生以来，为了争取学术自治，无数科学家和为科学鼓与呼的前辈做出过大量努力。最重要的“一块”便是科研共同体逐步形成的自律自查自治制度，比如精神上提倡科学精神，机制上坚持同行评议和学术批评以及传授和完善细致的学术规范等等。

   学术共同体健康发展，离不开一套自律自查自治科研诚信的办法在实践中动态“落地”，并且要行之有效。

   理论上说，类似的“学界行规”既不是党纪国法，也不一定明确成文，但很多时候却更严格。

   一个研究者实验造假、抄袭剽窃一旦被查实，很快会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公开，结果往往是彻底失去从事科研工作的资格，在整个学界再也找不到学术岗位。

   此时，可以说是“学术生命”被“判死刑”，某些学术丑闻的事主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案例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绝非危言耸听。

   长此以往，“学界行规”即学术共同体的社会规范最终成为某种习俗、惯例和规矩，内化为科学家的“学术良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共同体之所以成为共同体，必须有一整套通行而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和行动规则。

   当学术不端行为引发科研同行的强烈道德义愤和一致谴责，共同体的自律文化便比较成熟了。如果对学术不端行为不闻不问，甚至觉得很正常，共同体就需要反省自身的自律状况，而不是一味排斥外部的社会控制。

   科研诚信的共同体规范，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共同体内部得有相应的自查自治机制。

   发现学术不端，应该有例行的学界检举渠道，学术共同体审查机构、评议程序以及意见公开和处置办法，不能使自查自治成为一纸空文。比如，学术批评既包括学术观点的争论，也涉及学术风气的评议。要提倡和完善健康的学术批评，如在学术刊物上留出一点相关版面。

   必须要指出，由于文化传统和国情差别，自查自治机制在细节上应该因地制宜，不一定完全照搬别人的经验。

   完善和落实科研诚信的自律自查自治制度，对于建设更健康的学术共同体至关重要，而更健康的学术共同体能得到更多的学术自由，进而促进科学更高效地发展。

   否则，外界对学界失去信心，不相信共同体的内部控制，只能转向外部的干预。如果学术不端真的完全失控，社会干涉不仅必要，而且应该强力介入。

   此时，无论学术共同体，还是整个社会，都将为控制科学运行付出更大的成本。总之，提升中国科研诚信水平，必须加强学术共同体的自律自查自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