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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arolotte Schubert / 文 赵红蕾 / 译 来源： 发布时间：2019-7-12 1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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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an Kelly的办公室反映了他的兴趣爱好。靠墙的地方放着一张石鳖的海报，那是他曾经研究过的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在他的书架上，有关海洋生态的书籍与法律、政策和科学传播的文本放在一起。
Kelly是华盛顿大学海洋与环境事务学院的助理教授，他抽出了一本书，是COMPASS科学推广主任Nancy Baron所著的《逃离象牙塔：如何让你的科研成果脱颖而出》，COMPASS是针对科学家的一个公众参与组织。
Kelly翻开这本书，指着由COMPASS设计的一页纸的图表，表示它可以帮助科学家在把他们的研究报告呈现给更多的观众之前组织他们的想法。“这个是信息框”，他说。
他解释了自己是如何在媒体上对最近的一项研究进行采访之前使用信息框的。当他第一次发布论文时，他联系了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新闻官员，后者告诉他，这项研究可能会引起广大公众的兴趣。然后Kelly写了关于他自己的新闻稿，经新闻官员编辑后，开始使用信息框。
在信息框的中央是填写核心问题的地方，在Kelly的例子中，“如果你想让你的科研成果得到认可，就讲个故事”，中央信息的侧边是填写问题、解决方案以及研究的益处、为何值得人们应该来关注等内容的地方。那次演习帮助了Kelly为与来自BBC和其他媒体的记者交谈做准备。“你越是做好准备，你就越能够放松。信息框就是帮你做到的一种方法”，Kelly坦言。
当他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法的研究将自己带到决策者、记者或公众面前时，Kelly也从其在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一个传播工作坊所接受的培训中受益良多。
Kelly已经踏进一个潮流当中。像他这样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从正规培训中增长关于传播交流的智慧，无论是通过他们的工作场所，还是通过由美国的诸如COMPASS这类组织或英国的科学传媒中心主办的巡回讲习班。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其中许多人刚刚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开始将科学传播视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Baron表示，他主要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工作。“这不是‘我是否应该做’的问题，而是‘我该怎么做’的问题”。
虽然很难获取有意义的数据，但那些举办科学传播讲习班的人注意到，这种需求在过去10年里才有所增长，如今全世界越来越多机构的自制课程正在喷涌而出。像Rita Allen基金会和Burroughs Wellcome基金这样的资助者正在鼓励这种发展。
如今，传播培训远远不只是提供一些媒体传播的小窍门了，而是传授一种通用技能，利用这些技能，通过科学家选择的媒介，无论是公开演讲、视频、社交媒体还是其他自制内容，让广大受众参与进来。
密歇根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的教授Andrew Hoffman解释说：“我们有很多单独的实验和创新，问题在于它们是否可以融合成更大的事情。”Hoffman在进行学术的社会参与问题的研究。他坦言，环境科学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一些生物医学和公共健康领域也是如此。
除了幻灯片
教导主任 Lisa Graumlich表示，华盛顿大学环境学院的目标是成为服务于科学家进行公众参与并发挥影响力的模范。
学院的催生者大概是Jane Lubchenco，她是科瓦利斯俄勒冈州立大学著名的环境科学家。在1990年代后期，Lubchenco利用她巨大的影响力，呼吁科学家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并帮助形成关于环境问题的公众对话。后来，她与别人共同创立了COMPASS和Leopold领导力计划，这是面向处于职业中期阶段的科学家们的沟通交流项目，Graumlich在该项目出台的头一年就参与了。
Graumlich在2010年学院成立时担任院长，她采纳了Lubchenco的信息，并开发了一些工具来帮助具体实施。“这超越了美丽的幻灯片，”Graumlich坦言，“它可以呈现我们所做的一切”。
该学院汇集了各种研究人员，有大气科学家也有渔业学生，他们都可以获得诸如密集工作坊之类的传播资源。比如，专门为研究生设计的一个工作坊通常在一天内就报满了20个名额。
像其他地方的类似工作坊一样，学院的工作坊侧重于基本的沟通技巧，交给研究人员如何定义和理解他们的听众，设计一种叙事方式，以及如何给人留下亲切而有人情味的印象。
参与者使用COMPASS消息框，并且通常还与一群向他们发出挑战的记者互动，让他们可以在同行面前将自己的研究解释清楚——Kelly称之为“强烈的”体验。
Kelly解释说，克服来自同行认可的需求是一个主要的沟通障碍。当科学家扩大他们听众范围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删减他们通常所用的警告性声明，避免行话，而是发出一个简单的信息——这样做的话就有可能会惹恼专家同行。“如果你能有效地沟通，你就只能满足95%的同行，”Kelly直言，“另外的5%，你还是忘了吧”。
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可以学习提供特定技能的课程，比如制作视频或图像，或者参与公开演讲的课程——他们还可以参加一对一的培训，为媒体采访或者为与决策者的谈话做准备。
Kelly最近还主持了一个围绕科学论题成为社会和政治话题所要注意的传播事项而进行的小组讨论。Graumlich补充说，强调影响力和公众参与也会帮助学院招募到年轻的研究人员参与到这项任务上来。
为科学家提供科学传播培训项目的其他机构包括密歇根大学。该大学在2013年由两名研究生发起了一个工作坊以及一系列社区活动。康奈尔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几十年来一直有这样的项目，而且还有几十个项目正在涌现出来，其中一些项目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自制与国际项目
“在这一点上，大部分的培训都算是自制的，人们在鹦鹉学舌”，John Besley表示，他在研究这个领域，还为位于East Lansing的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广告和公共关系系的科学家开办了一个传播项目。他指出，指导者们并不会都去参加同样的会议，也不属于相同的科学社团，所以“没有人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
一些自制项目从COMPASS或者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科学·职业之家）的研讨会中获得了灵感。另一个主要参与者是纽约石溪大学的Alan Alda科学传播中心。该中心的重点是即兴创作和倾听技能，以帮助科学家和工程师更容易相处——这是其创始人、PBS节目《美国科学前沿》的前主持人Alan Alda的一个心愿。该中心主任Laura Lindenfeld表示，该中心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培训了近10000人。
在国际上，总部设在伦敦的科学媒体中心在英国各地举办工作坊，并在德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发起类似的工作项目。澳大利亚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学公众意识中心（CPAS）负责人Joan leach表示，在澳大利亚，大多数大学都有健全的传播项目。协会与Alan Alda中心以及印度尼西亚、非洲和新西兰的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
那么，如果一个科学家所在机构提供很少或根本不提供传播方面的支持，他们该怎么办呢？AAAS媒体门户网站EurekAlert！的主管人Brian Lin在日本和中国举办了传播工作坊，这些国家刚刚开始在各自的大学建立公共关系办公室，类似的事情于15年前就已经在美国发生了。他建议研究人员做好准备上传一篇有热度的论文，与登载期刊取得联系以获得指导。在面临媒体风暴之前，人们还可以雇佣Alan Alda中心、COMPASS或其他个人的培训师进行一对一的培训。
一些科学协会，如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的Newswise也在提供培训会议以及其他支持。例如，Erin Wirth在华盛顿大学做博士后时，就通过媒体答复了地震灾害研究的相关问题。那里的一位新闻官员对Wirth进行了指导，让她登录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的网站，在那里她发现了一个类似于COMPASS信息框的工作表。Wirth如今在西雅图的美国地质调查局。Wirth最初的媒体曝光使她获得了在附近城镇的一个公共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机会。
科学传播的科学
Besley指出，培训项目正越来越多地利用对科学家来说最佳实践的研究，例如亲民化以及讲故事的价值。他们正在帮助研究人员明智地利用他们的时间。
为了让研究人员集中注意力，更多的项目正在鼓励科学家确定他们的沟通目标以及受众。之后，科学家们可以选择一个他们觉得舒服的举措，比如为The Conversation（The Conversation.com）这种门户网站之类的渠道写作，该网站以不同领域的专家为特色，或者自己做播客（podcast）。科学家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Twitter，尤其是如此一来可以接触到对他们的研究感兴趣的同行。Besley表示：“人们对于实现目标所需要做的事情考虑得越来越周密”。
Hoffman认为，更广泛的沟通与参与并不是每个人的长项，尽管每个人都可以改善。研究人员需要认真考虑他们在各种谈话中的角色——Kelly也有同感，他指出，科学共同体并不会褒扬过度自我推销的行为。
Hoffman直言，“安分地待在象牙塔中，或者完全跳出来，更多地扮演宣扬者和活动家的角色——在这二者之间有些事情是危险的，我们需要在二者之间找到合适的位置，而我认为，这个位置也总是在变化的”。
构建网络
COMPASS以及类似项目的直接影响很难追踪，但其影响范围是国际性的。2013年，当Maren Wellenreuther还是瑞典隆德大学的博士后时，她依靠Baron的书帮助科学家们构建了一个传播项目。Wellenreuther对起步的情况知之甚少，但《逃离象牙塔》这本书仍然为这个为期一周的课程提供了指南，它吸引了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欧的博士生。
Wellenreuther现在就职于新西兰Nelson植物与食品研究公司，她正在筹划在传播王国中的下一步行动。“年轻一代尤其能够意识到，虽然科学传播培训占用了他们的学习时间，但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回报，让你成为一名更好的科学家”。
在隆德大学，传播课程是由Daniel Conley共同执教的，他是一位水产科学家，也间接参与了Nancy Baron的网络。受到Leopold奖学金的启发，Conley在2011年开始了一项类似的项目，着眼于海洋科学的“织女星学者计划”（Vega Fellows program）。通过该计划又将网络向外扩展了——两位参与“织女星学者计划”的学者在从参加该项目返回的列车上进行了磋商，并启动了“波罗的海之眼”（Baltic Eye）的项目，这是一个与记者联合，研究影响波罗的海议题的组织。
Conley对许多从事类似工作的科学家的动机作出响应。“我想有所作为”，他表示。
提供刺激
Conley和Wellenreuther都认为隆德大学很支持他们在科学传播方面的工作。Conley坦言，这种情形要归因于，瑞典的一些资助机构要求研究人员与更广泛的社区进行接触。这些要求催生出致力于世界各地的类似工作。
英国科学媒体中心负责人Fiona Fox表示，在英国，国家提出影响力以及公众参与的要求，鼓励了研究机构在科学传播方面的努力。该中心成立于2002年，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公众对转基因生物体安全性的误解。
在美国，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交的资助提案，要对其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进行评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些资助也包括其对外推广的因素。例如，Chris Gunter是研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自闭症中心大额卓越资助项目外部推广因素的首席研究员，该项目对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Marcus自闭症中心提供资金。作为那里的传播业务总监，她正在计划举办亚特兰大科学节的活动，包括在媒体上对自闭症的概况进行讨论。此外，她还为中心教师举办了一个三小时的媒体培训讲习班。
提供奖励
尽管许多科学家可能会希望吸引更多的受众，但他们可能会觉得受到所在机构奖励制度的束缚。很少机构拥有通过任期或晋升决定来承认或奖励这种努力的正式制度。
幸运的是，这种状况正在通过施行一些新举措而得到改变。例如，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现在将参与社会媒体程度纳入其学术发展标准之中。在Hoffman就读的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如今的一个叫做“实践”的年度回顾目录中，就包含媒体参与这一项。在华盛顿大学环境学院，公众参与和沟通活动的影响是在“服务”项下进行评估的，“服务”是许多大学用于推广的条目。
Ryan Kelly今年将筹划他的任期与晋升计划。他将重点放在介绍他与媒体和决策者的外联活动、以及他担当“公众评论项目（Public Comment Project）”顾问的角色上面，“公众评论项目”是一个敦促公众对拟议的联邦法规发表评论的门户网站。他认为，这些活动将会得到积极地看待。
而在华盛顿大学，时任院长Graumlich表示：“作为本学院教职员工的一员，一方面是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另一方面则是要去战略性地将学术成果以具有影响力的方式分享出去，这不是像蛋糕上的奶油裱花那样用作装饰的，这是我们正在改变的科学文化”。■
Charlotte Schubert是围绕西雅图专题的自由撰稿人。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18年1月25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mag.org/features/2018/01/do-i-make-myself-clear-media-training-scientists。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9年6月刊 科学·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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