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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发布时间：2017-11-27 1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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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文明发展中，我国先人对周围的动植物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在塑造本民族的人生哲学和形成自己的动植物利用方式，乃至博物学传统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多识以求 博物不惑
传说神农尝百草，开创了中国的农业和医药事业。其后，舜帝设立过“虞”来管理生物资源。进入周朝以后，《周礼》记载，土训“掌道地图……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换言之，当时有专门负责掌管各地物产和征收的官员。显然，辨别各地的动植物，了解其生长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
成书周代的《诗》，是我国最早记有大量动植物的文献。孔子为此教导弟子，读《诗》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他的教诲不仅为后世学者汲取博物学知识指了一个方向，也对后世动植物探索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包括《诗》等经典，战国学者编了一部解经的字书《尔雅》。书中分门别类记载了大量的动植物，初步形成了“草木虫鱼鸟兽”的古代动植物分类体系，成为后代博物学的一本重要典籍。热心为其作注的东晋博物学家郭璞认为：“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世说新语·纰漏》曾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蔡谟避乱渡江后见到蟛蜞，以为即《劝学》篇里记载的螃蟹，煮了就吃。吃后上吐下泻，几乎一命呜呼，才知所食并非螃蟹。后来他跟人道及此事，结果被嘲：“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足见在古人心目中，学习《尔雅》，对实现“博物不惑”“致知多识”是何等重要。
为让世人更好地理解《诗》，贯彻孔丘先生的学术思想，三国时期，著名学者陆机写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系统地介绍了《诗》中出现的大量动植物。这部书无疑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古代动植物著作，清代学者纪晓岚认为：“讲多识之学者，固当以此为最古。”其后郭璞又作了《尔雅注》，他们开创了古代解经、发展博物学的一条路径。
而从“多识”的观念生发，“博学多识”又成为古代学者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当然，这种博学多识不仅仅限于《诗》中的动植物，有关动植物知识的积累也在这种目标引导下迅速增进。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汪洋恣肆，生动地描绘了上林苑的恢宏和物产的丰饶，充分显示作者“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而为时人称许。唐代李德裕称自己写《平泉山居草木记》：“因感学《诗》者多识草木之名，为《骚》者必尽荪荃之美。乃记所出山泽；庶资博闻。”作者认为学《诗》的读书人，应该多多认识植物；写作辞赋者，应该长于知悉芳草赏心悦目的美妙，故而记下山居（园林）中搜集的奇花异草，留助后人增长见识。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众多著名官员学者钟情于动植物作品的著述，如欧阳修作《洛阳牡丹记》，宋祁著《益部方物略记》，吴其撰《植物名实图考》。
资博识而利民用
了解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用自然。多识博物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利用厚生”。因此，《大学》中倡导的人生哲学始于“格物致知”，最终落足于“治国平天下”。古人还认为：“货恶其弃于地也。”换言之，应充分开发动植物等资源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是从汉代以来，不断涌现记载各地动植物等物产的《异物志》《虞衡志》的原因，也是古代博物学发展的另一重要动力。
宋代学者范成大写作《桂海虞衡志》，有如下阐述：“追记其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载者，萃为一书……以备土训之图。”很显然，他对广西动植物等的记述，有《周礼》资源利用思想的深深烙印。
这种思想在古代其他动植物著作中也多有体现。明初朱主编《救荒本草》时指出：“植物之生于天地间，莫不各有所用，苟不见诸载籍，虽老农老圃亦不能尽识。而可亨、可者，皆躏藉于牛羊鹿豕而已。”正因为这种服务社会的崇高目的，李约瑟称道朱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其后屠本在《闽中海错疏》则有这样的表述：“鳞介之品，山海错杂，先王以是任土作贡，贸迁有无，乃立冬官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而平其守。……第汉唐司农府隶于冬官，山泽之禁，亦所当领。作海错疏。”海错也就是海产。《四库提要》的作者认为《闽中海错疏》“其辨别名类，一览了然，颇有益于多识，要亦考地产者所不废也”。可见在服务“多识”的同时，利用当地所产改善人民生活是古代官员非常在意的事务。
清代吴其写作《植物名实图考》也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蕴。其《序》中写道：“先王物土之宜，务封殖以宏民用，岂徒入药而已哉！衣则桑麻，食则麦菽，茹则蔬果，材则竹木；安身利用之资，咸取给焉。群天下不可一日无，则植物较他物为特重。”充分体现他不辞辛劳，记下各地所产1700余种植物的良苦用心。
愉悦心性
古人追求多识博物，还在于陶冶性情，充实精神生活。东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山居赋》写道：“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可见他记述山间植物山石，体现一种艺术审美，以达娱情悦性，休养身心。李德裕作《平泉山居草木记》也声言：“嘉树芳草，性之所耽。”故此，兴趣盎然地记下自己栽培的金松、柳柏、杜鹃、月桂、山茶、木芙蓉等著名花木。很显然，他的所为推动了博物学知识的传播，谁能说他的记述与这些花卉的迅速推广无关呢？
中国很多花卉为大众普遍接受都源于名士学者的推崇。不少学者专注于一些动植物的记载，常因为出自审美的视角。春兰秋菊因屈原的称赏声名远扬，而东晋著名隐逸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获得历代无数学者的共鸣，林黛玉的“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绝非虚语。宋代刘蒙因此不懈努力，养菊写菊。他的《菊谱·谱叙》认为：“夫以一草之微，自本至末，无非可食，有功于人者。加以花色香态纤妙闲雅，可为丘壑燕静之娱。然则古人取其香以比，而配之以岁寒之操，夫岂独然而已哉！”正是菊花具备“丘壑燕静之娱”，加上古人通过比德给菊花赋予高尚雅洁、不畏严寒的品格，让作者神往而记述。
我国老一辈学者非常关注传统博物学的发扬光大。近代动物学主要奠基人秉志曾有如下总结：“吾国幅员广袤……动植飞潜种类之富，为温带各国之冠。群芳百谷多由发源，海错山珍尽人企羡。并世利用厚生之资，盖鲜有能逾越于吾华者也。资藉既厚，研求遂精……故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为圣门之常训。”因此他积极倡导建立研究机构，发展本国的生物学。■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7年11月刊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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