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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足球网里“内共生”理论，指的是不同的简单细胞和细菌融合，产生新的复杂、高等的细胞。这些复杂细胞再构成更为复杂的生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生命形式。

 

在分子水平上，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水平基因转移或者叫横向基因转移，说的是一种生物从另外一种生物获得基因，这和通过祖裔关系而获得基因物质的垂直或纵向转移完全不同。而这种基因的横向转移，是生物演化中快速、大规模改变遗传物质并影响到生物演化的一个重要机制。

 

如果把自然界中的现象用到人类社会中来，我认为过去的一百年中，西方的科学体系进入中国的儒家文化体系，无论是被纳入或被入侵，已经形成了一种“内共生”现象，或者是横向基因转移。

 

从民国初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到现在“海龟”与“土鳖”的话题，我认为都是“内共生”过程必然的产物。但问题是：这个体系是否能形成一种更为优越的文化，发展出人类社会更为先进的形式？

 

几年前，一位学者在北京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提到，相对于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最初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受到什么阻碍，甚至是很受欢迎。究其原因，是中国没有一种宗教或固有思想与进化论强烈抵触。

 

虽然这基本是事实。但我觉得，如此通行无阻，对一个积弱已久的社会，短期能起到震撼和醒悟作用，但长期却未见得是好事。人们也常说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不够，但到底不够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多少能够反映一点端倪。

 

当时的知识界，急于找到能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于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进化论，完全没有批判的分析，就吞下了“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这个果。没有咀嚼，不知道它真正的味道是什么，也难说吸收了多少。没有追究它的因，更没有谁出来唱反调，基本上是一种文化上的不抵抗。尽管从道理上，不同文化中好的东西需要互相学习，但对西方科学不抵抗就盲 目接受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对科学的误解，因为它丢掉了科学中的精髓：批判精神。

 

而现在科学上的浮躁，也是一种对科学消化不良的表现。在一个缺乏批判精神的环境中做科研，人们可以肆无忌惮，从随意做事到乱说和造假，都可能出现。如果在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环境中，大家都会战战兢兢地做事。

 

实际上，达尔文进化论早年的传播，在不同的地区，人们都是各取所需。说起“适者生存”，在寒冷的加拿大，拓荒者看到的是对恶劣气候环境的应对。在温暖的新西兰，则更多地体现在白人扩张地盘中如何面对土著的毛利人。在欧洲传统思想影响比较深的地方，比如澳大利亚，进化论传播得比较慢；相对而言，在1869年才建立第一所大学的新西兰，它的传播反而比较快，因为受到传统的阻力比较小。

 

另外，不同的社会族群，比如妇女，美国南方的黑人，犹太人，基督教徒等，都有不同的反应。但所有这些地区和人群的反应，似乎都不如进化论在中国造成的动静那么大，那么热烈。尽管当时中国一些受欧洲传教士影响的报刊，曾经有过质疑达尔文进化论的声音，但总的来说，达尔文进化论通过严复有选择地介绍和很多人的热捧，顺利地进入中国，并深入人心。

 

一直到现在，这种思维都在继续着。比如，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所谓道理，只是一个特定过程中的道理，必须要随时间的迁移理性对待、质疑和修正。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很少问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必要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模式，在消耗化石能源的基础上，以物质丰度作为富有的参考标准，进行社会发展？别忘了中文中的一句：骑虎容易,下虎难。

 

早在1915年，胡适就在日记中写道：“偶语韦女士吾国士夫不拒新思想，因举《天演论》为证。达尔文《物种由来》之出世也，西方之守旧者争驳之，历半世纪而未衰。及其东来，乃风靡吾国，无有拒力。二十年来，‘天择’‘竞存’诸名词乃成口头常语。女士曰：‘此亦未必为中国士夫之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而必经几许试验证据辩难，而后成定论。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西方之不轻受新思想也，未必是其短处；东方之轻受之也，未必是其长处也。’”胡适认为，韦女士的说法“此甚中肯。今之昌言‘物竞天择’者，有几人能真知进化论之科学的根据耶？”

 

那个“韦女士”，是传说中胡博士的相好之一。不过胡适怕他妈，也不敢真的对抗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相好也不敢怎么着，最后凑合着和从未见过面的江东秀结婚，过了一辈子。这是一个文化江湖上美丽的传说，也是一个讽刺。和鲁迅的朱安、许广平故事相比，让人唏嘘感叹。胡适日记因为经过他的编辑，有修正主义的嫌疑，需要有条件地去看。如果那些话真是韦女士的话，不是胡博士的“聊斋”，那么这个韦女士还是有才的。能把问题看到这个份上，既要了解中国文化，也要知道西方科学。

 

西方之不轻受新思想，未必是其短处；东方之轻受之也，未必是其长处。

 

纵观过去一百年，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不轻受新思想的西方，各种新思想蓬蓬勃勃；在轻受新思想的东方，尤其在中国，有多少新思想产生？这表面上像是个悖论，但事实上，不轻受新思想，是科学精神的基础之一；具有不轻受新思想的人群，就是滋生新思想和创新的土壤。因为不轻受，所以要重证据，这样才能出真东西。反之则不然。从上面的“内共生”理论和水平基因转移，到中性理论，自私的基因，间断平衡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去年听了美国科学院院士P.G.Falkowski的一个报告，讲地球生物化学系统的演化。在讲到有关光合作用机制的形成时，他认为那由一百五十多个基因形成的“机器”，利用太阳能劈开水分子，产生氧气和化学能，是地球生命演化中最为不可思议的一个复杂过程。

 

尽管人们到现在仍然不清楚那个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但他有一个论点是：植物的演化在20多亿年前就已经完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花花草草，只是那个演化结果的不同组装（repackage)。

 

当时就有一个学生提问，显得有些激动，他认为Falkowski的观点很扰人。这样的学术观点，自然会在学术讨论中继续下去，我没有能力去评判。但我感到那个学生能在权威面前质疑，是科学能成长的最基础、最本质的东西。

 

而在科学融入儒家文化过程中，国人缺乏这样的质疑，一直到今天。我见过很多中国的学生，他们在权威前面很少有人敢吭声说反对意见，钝得令人叹息。上下一百年，所谓“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所以，西方科学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过去说过，科学的本质是疑而不是信，如果听话的乖学生都是好学生，那中国的科学就没有希望了。■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2年第2期 文化)